张家港保税区番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龙旗飘扬的船队

来自:阜新五通矿业有限公司

文:郑伟

中国素称“丝绸之国”,得此美誉不仅因为中国盛产丝绸,更因为由丝绸贸易而产生的那条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提到丝绸之路,人们往往会想到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所打通的那条由都城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伊朗和两河流域直抵欧洲的东西贸易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似乎听起来有些陌生,但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历史比陆上丝绸之路更为久远。海上丝绸之路经历历史的洗礼与沉淀,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轨迹,记载着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谊,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溯源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东海起航线始于周武王建立周王朝时期即前1112年前后,他派箕子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出发,达到朝鲜,教授其臣民田耕、养蚕、织作之术)。中国的养蚕和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前221年),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秦汉之后,随着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提升,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唐宋以后形成了东起中国广州、泉州、宁波等东南沿海港口,途径东南亚各国,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通命脉。因为该航道以南海为中心,所以称为南海起航线。

泉州港古代称为“刺桐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刺桐阁是泉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我国的原始航海活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大概经历了开拓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鼎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五个阶段。

(一)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期

秦汉时期,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兵岭南,为的是得到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当时,番禹地区(今广州)已经拥有较为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具有两河流域风格的金饰品以及非洲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实况。

西汉的史书上也明确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草原部族的侵扰,汉武帝开拓了南海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活动,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叛乱,汉武帝派遣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官员率领载货的船只从日南(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湛江徐闻县)出发,航行五个月到达都元国(今马来半岛东南或苏门答腊岛西北),继续航行四个月分别抵达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一带),又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最后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半岛东岸)。回程从黄支国起始,利用季风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继续航行至皮宗,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该航线已经到达印度洋孟加拉国湾附近,主要以商品贸易为主。

至此,从中国番禹、徐闻、合浦等港口起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相遇并实现了对接,这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中国南海各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这条航线一直延续到南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南朝高僧法显就曾在其著作《佛国记》中记载乘船经此航线由斯里兰卡和印度回国的经历。同时,印度、罗马帝国的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于沿海地区并进入中国内陆。

随着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徐闻设置“左右候官”等官职,管理囤积于此的货物并监管交易。同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禹、徐闻、合浦、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等。

(二)魏晋南北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政权立足江南,使江南经济得到了深入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与北方草原民族对峙,六朝政府更加注重发展海外关系,造船、航海技术得以进步,航海经验得以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广州港的兴起,并逐渐取代徐闻与合浦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西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徐闻、合浦。三国时期,吴国在岭南设立广州以后,珠江流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加上造船、航海业的进步,广州很快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口。广州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不但是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与内地联系更为便利,通过珠江水路可达湘、赣、闽等地。汉代时期徐闻、合浦之所以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因为受制于当时的船舶规模和航海技术,海船尚不能远离海岸航行,而从广州出发难以渡过海南东部的七洋洲等危险水域。到六朝初年,随着船舶体积的增大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船可以远离海岸航行,因此从广州出发不必再经琼州海峡,而可经海南东部海面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南亚各地,从而使广州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移至广州。

二是南海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基础上继续向西延伸。随着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的提升,中外商人、使节扬帆于南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逐渐向西延伸。据阿拉伯史学家的记载“中国商船,从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达锡兰,5世纪到达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在《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中也提到“中国船只5世纪航行至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据《宋书》记载,中国与罗马、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向西的终点已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

三是东海丝绸之路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中国通往朝鲜、日本的航线也有了新的发展。秦汉时代,中国通往朝鲜、日本的出海口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的渤海湾一带。到六朝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交往日益频繁,由于建康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使得这条东方航线南移。形成了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由成山角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抵达日本。这条新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程,方便了双方的往来。

(三)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

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虽有所发展,但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主要还是依靠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到了隋唐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唐朝执掌政权之后,造船技术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加之唐朝政府采取的全面开放政策,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中国的远洋船队在隋唐时期再次向西挺进,首次抵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洋上经常穿梭着中国的大型远洋航船。

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登州起始,入高丽的渤海道。唐朝与新罗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通新罗的航道主要有三条,北路由辽宁,中路由山东,南路由江苏、浙江。其中尤以中路最为重要,且最为便捷,双方的海上交往多取道中路。

另一条是自广州的通夷海道。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锡兰,再向西抵达阿拉伯地区。这条通道来往船只也很频繁,唐代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的商人经常经由此条航道来华经商。真腊(今柬埔寨)、爪哇、室利佛逝等国均多次派遣使臣通过此条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出访。

隋唐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通过广州这个贸易最为繁盛的港口,中国与各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明显增多,而且有很多人在中国定居下来。当时的广州、扬州有大食、波斯商人不下千人,泉州则出现了“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的景象。在中国长江以北沿海的许多州县,有很多新罗商人、船主和水手,他们集聚的地方称为“新罗坊”。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广州、泉州、扬州、交州、登州等著名港口。可以说,在隋唐时期,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但没有因为陆上丝绸之路阻塞而减弱,反而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不断延续和发展。

(四)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期

宋元时期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之后,中国的远洋航行能力大幅度提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幅度超过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之后的元朝在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打开国门,进行海外贸易,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在《南海志》中记载,宋元时期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超过140个,航线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岸,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所编制的海上贸易网络范畴。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在全国广为推广;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该条例也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

宋元两代,私人海上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政府对于私人到海外经商采取的是备案制,即私人只要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备案便可扬帆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由此,宋元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的种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在中外海上贸易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据不完全统计,元代进口“舶货”达200种以上,包括珍珠、纺织品、香料、皮货等。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绸、瓷器、金属制品、日常用品、农产品等。由于香料和中草药在出口货物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并占有较大份额,因而也有学者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香药之路”。

(五)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期

明朝初年,政府一方面很重视发展与海外各国官方间的朝贡贸易,一方面又迫于东南沿海严重的倭寇匪患,对民间海上贸易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明代的海禁政策时紧时松,大体来看,在洪武年间是海禁政策最严厉的时期,但到了永乐宣德年间,该政策较为松弛,这一时期派遣了声势浩大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中国的航海事业再次登上顶峰。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依然禁止私人出海进行民间贸易,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仍不断有民众违禁出海进行贸易活动,随着违禁人数的不断增加,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逐渐变成一纸形式上的禁令。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才得以全面废除。在明朝政府不足300年的统治时期内,实行海禁政策的时间长达200年,造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由盛转衰。

但与此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寻找地中海以外通往东方的新航道,于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就此产生。此后,欧洲一些国家的船队来到东方,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占据通商港口。尤其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岛后,开辟了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从此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便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营销拉丁美洲各地,这条航线也成为了太平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至此,中国的丝绸除了由陆路运往中亚,由海路运往波斯湾,间接传往欧洲外,又利用这条海上丝路,越过太平洋运往墨西哥,开始进入西半球市场,这在我国丝绸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清代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清朝初年,在明代诸多航线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北美航线、俄罗斯航线、大洋洲航线等。同时,外贸港口有所增加,来往商船频繁,贸易量逐年增加。出口商品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丝绸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也受到国外市场的青睐。进口商品中,虽然棉花、棉布、纺织品的数量较大,但就价值而言,鸦片成为进口商品中最具价值的商品,这也为后来爆发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清朝初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国内市场网络的扩大、农业商品化的推进、民族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推动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被西方列强控制,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成为他们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的基地,我国失去了外贸及海关自主权,从此这条名扬四海、饱经沧桑、历史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消失了,它仅依稀存在于人们的叹息和怀恋之中。

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诚然,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直接贡献是中外贸易往来的扩大,但通过两千余年的发展以及中外各国官方和民众的不断努力,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发展壮大,各国人民通过这条海上贸易之路、友谊之路,在发展贸易往来的同时,了解和传播彼此的文化,让各具特色的文明之花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灿烂的果实。其中,中国的四大发明、各国宗教及儒家思想、海外侨民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四大发明的传播

中国因“四大发明”享誉全球。四大发明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巨大,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创造者,但若没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载体,四大发明的外传和应用或许要推迟许多年。

在造纸术出现之前,人们将文字记载在毛皮、竹简之上,但成本过高且较为笨重,于是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技术传播到了国外。再到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开拓,造纸术也传到了美洲,这样造纸术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

北宋仁宗年间,毕升在已有印刷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更为先进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我国的印刷术首先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朝鲜,后来又传到了日本和越南。元朝时,许多欧洲人来到中国,看到元政府印刷的纸币颇为疑惑,并写了多部旅行游记带回欧洲,这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延伸,中国的印刷术传到了埃及、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并传遍世界。印刷术的传播,为人类更好地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中国人民与海上丝绸之路一起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

活字印版

指南针发明于北宋宣和年间。指南针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航海技术,北宋的船只往返于南海和印度洋上,可以一直航行至阿拉伯。中国的指南针技术首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进而又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到了欧洲,对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元15、16世纪,欧洲各国航海家开辟了多条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完成了环球航行,可以说指南针在这一探险发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非常密切,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的船队到达其他国家时,自然把中国的技术带到了他国。南宋时期,我国与阿拉伯地区交往频繁,火药的制造方法就是这个时候传播出去的。后来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各国,并对欧洲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文化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贸易的载体,也是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菩提达摩、昙摩耶舍、法显、义净等人。同样,在伊斯兰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著名港口泉州、广州、扬州等地留下了很多伊斯兰教遗迹。公元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也大都通过海路而来,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人民。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瑰丽的海上通道上,中国既是宗教和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都曾对周边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又如,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海外移民而传播到海外,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其影响至今仍不容忽视。这些都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间接地促进了各民族和国家间的交流与了解。

(三)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移民

中国向海外移民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史料记载我国商人“住蕃”他国,有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明朝郑和下西洋,也曾经有船员因海难事故等原因留在海外谋生,至今在非洲肯尼亚等地尚能找到明代船员的后裔。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和封建统治者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公元19 世纪40 年代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人数很少。清朝后期,封建统治日趋没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沿海地区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开始“下南洋”,在海外寻求创业发展和谋生之路,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中国移民。20世纪初,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北美开发,大批中国劳工以契约形式移居海外。据一般估计,从1840 年鸦片战争至1941 年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海外移民累计超过1000 万人,平均每年在10 万人以上。以后中国十多年处于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之中,有一批中国人因战争和政权更替陆续迁居海外。

据历史记载,两千多年前,徐福受秦始皇之命,募集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就是从琅琊郡(今日照)开始启航。

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许多外国政商人士移居中国,并逐渐在中国设立商馆,华侨则纷纷在居住地建设会馆,并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人物

自秦汉开创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在这条海上通道上涌现出许多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历史人物,他们或扬帆东渡传播中国文化,或扬帆南下壮我中华国威。他们的壮举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徐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秦德,五次出巡全国。在视察山东琅琊郡(今山东日照)时,听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有仙草,食之可长生不老。于是秦始皇便派遣方士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及工匠出海寻觅。据《史记》记载,徐福(前225年~?),幼年修习儒学,专研五行之道,修真炼丹,习学道术,聪敏过人。这也就解释了秦皇要派徐福作为寻仙使者的原因。

徐福第一次出海归来,并未找到仙草,因此诈称“蓬莱有药可得,然尝为大鲸鱼所苦,故不得至”。第二次出海,徐福从琅琊郡出发,率船队横渡渤海至辽东半岛,然后沿辽东半岛东南近海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向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向东方而去。不久,这只船队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从此杳无音讯。两千多年来,徐福后来的去向一直成谜,甚至《史记》中也未记载徐福后来的具体去处,只说去了一个“平原广泽”的地方。

徐福后来的去向已经无从考证,但在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十几个地方流传着徐福东渡的故事。有的地方被说成是徐福的登岸处,有的地方被说成是徐福的目的所在。虽然历史故事和传说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历史,但有一个历史史实却值得张家港保税区番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意。公元前2世纪以前,日本仍处于绳文文化的石器时代,但就在公元2世纪之际,日本文化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出现了陶器、铁器,并有了种植水稻的记载,并且水稻品种也与中国大陆当时的种植品种一致。这个突然的变化,使日本文明至少前进了一千年,被称为弥生文化。而弥生文化出现的时间,与徐福一行东渡日本的时间相吻合。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认为“弥生文化并不是绳文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的文化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将这样的历史事实与广泛存在的民间传说相结合,那么张家港保税区番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或许可以对徐福确实航海到日本,并把中国当时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传播到日本,怀有更加充分的信心。

徐福的东渡,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的航海水平以及对外文化影响,这条萌芽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着友谊,传播着文明,是中国航海史的开篇之作。而徐福作为这个鸿篇巨制的开篇人物,理所当然应该为后人所尊敬和怀念。

(二)中日文化的交流大使——鉴真大师

唐朝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历史顶峰,相对落后的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团,向中国学习文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为了扬大唐国威,唐朝也向日本派遣使臣及技术人员,这些人在中日交流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便是中国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

鉴真大师生于公元688年,祖籍扬州,俗姓淳于。唐朝时期的日本非常崇尚佛教,但由于佛教界的戒律不兴,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如一些钻营之人为了逃避赋税,剃度为僧。更有一些动机不纯之人假借出家之名,营偷鸡摸狗之实。日本天皇非常苦恼,想要建设一个像大唐王朝一样戒律清明的佛教制度,使僧侣们遵守清规戒律,提高佛学修养。受天皇之命,寻找中国高僧的日本使者慕名找到了鉴真大师,邀请他和他的弟子东渡日本,讲经传道。谁知天不遂人愿,鉴真大师出访日本的旅程一波三折,前后五次东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夭折。但鉴真大师并没有放弃,并且他矢志不渝宣扬佛法的精神感动了中日朝野,唐明皇李隆基也对他赞赏有加。鉴真大师66岁时,已经双目失明,但他毅然登上遣唐使归国的大船,东渡抵达日本。为了东渡传授佛法,他历经12载,做了6次努力,夙愿才得以达成。

鉴真大师

鉴真大师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间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工作,以他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佛教底蕴,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大师在中日邦交史上是一个赫然显要的人物,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足为后世的楷模。日本至今称他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律宗太祖”等。千百年来,鉴真大师以中日友好大使的形象永驻中日两国人民心中。

(三)中国航海史上的明珠——郑和

郑和下西洋,这场发生在公元15世纪初的航海盛事,以其规模之庞大、航迹之广远而载入史册,蜚声于今,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成功夺取皇位,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成祖。作为其积极对外政策的一环,朱棣首先筹划进行的便是向海外诸国派遣使节,其目的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华之富强”,藉以树立中国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并进而发展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以“共享太平之福”。朱棣所开展的海外邦交活动主要是通过派遣郑和使团下西洋来付诸实现的。

下西洋的筹备工作于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实施,在福建等地建造巨船,在闽、浙等地招募水手。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待一切准备就绪,朱棣诏令出使。一支由郑和统领,二万七千余人组成的使团,驾驶着十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长44丈,宽18丈),浩浩荡荡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停靠福建长乐太平港,于十月后乘着东北信风扬帆出海,揭开了这场七下西洋大航海的帷幕。

这支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从福建五虎门出发,沿印度支那半岛而下,过渤泥岛西侧,顺风航行二十昼夜,抵达爪哇,而后向西穿过邦加海峡,抵达旧港,之后取道西北航路,访问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再向西航行达到锡兰岛,最后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今科则科特)。完成使命的郑和于公元1407年6月返航归国,随船同来的还有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古里等国的使节。

郑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下西洋分别发生在永乐五年(1407年)和永乐七年(1409年),这两次下西洋与第一次一样,都是到达古里即止,没有航至更远的地方。1411年郑和归国后,往返诸国均派遣使节朝贡,满剌加国王更是亲自访问中国。

完成了三次远航的郑和,后来又接受了新的使命,朱棣命他出访印度洋以西诸国。从此,郑和的航海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元1413年冬和公元1417年秋,郑和的船队开启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下西洋之旅。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后,分队行进,主航队越过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要塞忽鲁谟斯;分航队则朝着印度洋向西,驶向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普剌哇、麻林,接着北上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剌撒、祖法儿,再到达忽鲁谟斯,之后绕印度洋沿岸各国返航。这两次航行的范围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岸,途经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华朝贡。

郑和下西洋(剪纸)

郑和的第六次航行于公元1421年正月开始。但此次航行的时间很短,次年郑和率领的主航队便返航回国了,由李兴、周满指挥的分航队于1423年夏回国。1425年,明成祖朱棣驾崩,继位的明宣宗于宣德五年(1430年)再次派遣年逾花甲的郑和出洋,这是郑和的第七次下西洋之旅,也是其最后一次率队出航。公元1431年冬,郑和的船队出五虎门,出使国家20余个,其中以洪保为指挥官的分航队还访问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当郑和完成出使任务,从忽鲁谟斯返航途中,不幸染疾,在古里病逝,远葬于爪哇的三宝垄。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余国,航迹遍布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非洲东岸的广阔海域。郑和所完成的航海事业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波澜壮阔的一笔,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是成功的,在明代实行海禁政策的不利条件下,它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中华文明远播他乡,海上丝绸之路也再度呈现盛极一时的景象。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人民赞誉他为“海的儿子”,他当之无愧。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在促进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经贸繁荣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了中国种桑养蚕和丝绸织造的技术,提升和美化了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世界丝织工业的发展。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还把中国的瓷器和四大发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中国的瓷器传入国外后,改变了国外人民原始用餐的习惯,美化和丰富了他们的饮食文化。四大发明的传播,推进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对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的文明传播到了国外,也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回了中国,促进了文明的相互交融。

最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中国人远渡重洋,留居海外,在当地婚嫁繁衍。他们一方面对当地的农业、商业、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作为华侨,他们心系祖国,也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出资助力。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缩影,它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如今,飘扬着龙旗的船队已经成为历史,一艘艘飘扬着五星红旗,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巨轮正航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这是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它必将继往开来,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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